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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刑诉法与律师法

咨询电话:13810198499        【编辑录入:王建律师】

律师在场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受到侦查机关的刑事侦查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律师不在场讯问取得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律师在场权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中的内涵之一,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是律师的权利。律师在场是受委托履行辩护职责,是执业职责。

  律师在场权是国际通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关和侦查人员时,无论多么强悍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弱小的,而且,讯问的场所往往是封闭性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借助外界的帮助,让律师在场,才可能防范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

  在美国,律师在场权主要依据正当程序予以保护。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之前或讯问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提出要求会见律师的,警察只能在辩护律师到场后再进行讯问。在整个讯问过程中,辩护律师都有权始终在场。只要嫌疑人坚持要律师到场的,没有律师在场就不能讯问嫌疑人;嫌疑人先前放弃律师帮助权,在讯问过程中又明确主张需要律师到场的,讯问必须立即中止,直到律师到场才能恢复讯问。为了充分保护被讯问者的权利,不仅有必要告诉他有权聘请律师,而且应当告诉他如果请不起律师,将会免费为其指定一名律师。律师在场权被视为嫌疑人一项自然的权利,除非他自愿、明知和理智地放弃这一权利。如果违背律师在场权的规定,将会被视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严重侵犯,从而导致指控的无效。而这,也正体现了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

  法国刑事诉讼在侦查程序中规定了律师在场权。在正式侦查中,对已封存的物品和文件只能在被侦查人及其律师或者其他经合法传唤的人在场时,才能启封。在讯问中,(1)除非被审查人、民事当事人公开放弃律师在场权,否则,无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在场或尚未对律师予以合法传唤,不得进行讯问。刑事诉讼法典特别要求预审法官要在第一次讯问时告知被审查人有选定或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师协助的权利。预审法官还应当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作出该项同意必须有本人的律师在场。(2)在审查人的律师到庭或已被合法传唤,并经本人同意后,预审法官即开始正式讯问。在鉴定中,鉴定人认为有必要讯问被审查人时,可以由预审法官或主管法院指派的法官在鉴定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但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律师的在场权。

  英国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规定了律师的在场权。警察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后,必须将其带到警察局才能进行讯问,并且必须告知他有邀请律师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聘请律师,则警察的讯问必须等到律师到场后才能进行。在讯问时,还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和录像。

  联合国国际法庭在程序和证据规则中规定,检察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告知其有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权。除非嫌疑人自愿放弃律师帮助权,如无律师在场,不得讯问嫌疑人;在放弃律师帮助权后,如果嫌疑人后来又表示需要律师,讯问应当立即停止,只有当嫌疑人获得或已经被指定律师之后才能恢复。

  总之,在欧美各国,只有对警察的讯问须有律师在场的规定,而没有律师会见时警察可以在场的规定,对律师的会见权也均无限制。在刑事诉讼程序的任何阶段,律师都具有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单独会见的权利,对于会见的时间、次数及内容则更无限制。只有法国在嫌犯被扣押的48小时之内对律师会见有限制,规定在此48小时之内律师可以会见三次(不包括48小时之后)。律师的单独会见权一向被视为一种最基本的权利而不得受到侵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与被告之间也可以随时单独交谈(包括在庭上交谈),取得律师帮助。

  在我国,由于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行为的一种制衡,所以受到了办案机关的反对。律师在场权长期不受办案机关待见的原因,并非它在理论上有瑕疵,而在于它在实践中上遭到抵制。

  办案机关认为,如果律师在场,可能给犯罪分子壮胆,讯问的阻力将增大,最终将导致无法有效打击犯罪。

  反对律师在场权的理由还有:现实条件不允许,目前全国还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律师数量无法满足;也有人说,夜里审、随时审,律师能来吗?

  在所有抵制中,最强有力的是“国情论”。所谓“国情”,对应的是中国目前侦查理念陈旧、侦查手段单一、侦查技术严重缺乏的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公安部官员、博士生柯良栋的观点早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当前研究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意见和建议时,有些观点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忽视、轻视保护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过于注重强化、扩大律师的权利,而限制、削弱执法机关有效打击犯罪的手段。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法律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它透射出长期困扰刑诉法修改的根本问题: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之争。

  我们认为:打击犯罪是刑诉法生来之职,关键还是在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追诉犯罪。律师在场权在我国推行举步维艰,说到底,就是办案机关敢不敢接受律师监督,敢不敢阳光办案的问题。遗憾的是,草案中并没有写入律师在场权。

  实际上,规定律师在场权的目的,除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外,它的作用还在于限制公权力的泛滥。办案人员对一个国家是如此重要,值得我们在要求其严格自律的同时,再采取其他手段予以监督。这也是一个国家公权力自律的决心和自信的表现。

  关于律师会见权。律师会见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程序性权利,即能够得以会见的权利;二是实体性权利,即会见的内容,也就是说律师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能够行使的权利。

  谈到会见难的原因,我们认为:办案机关的职责,本就是对抗犯罪,尽最大可能将其推上法庭,审判定罪,那么,对为涉嫌犯罪者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办案机关理所当然持对立态度。这一点不言自明,也没什么好避讳或指责的。

  当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生效10年以来,鲜有律师被办案机关直接拒之门外的情况。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对律师会见权的变相限制。其操作手段,无非有三:一是扩大解释,对“国家秘密”的范畴无限扩张,将所有案件都解释为关涉“国家秘密”,从而为会见方式、会见时间设置种种限制;二是变相规避,借监视居住之名,将犯罪嫌疑人关押于宾馆或招待所,使其名义上仍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了会见律师的权利;三是推诿拖延,借口公务繁忙或是领导出差,恶意拖延,直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方才安排会见。

  近些年来,刑事法治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在与各种“危机论”与“国情论”的鏖战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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